马识途老先生的小说创作有什么样的艺术特点？
很多人知道马识途老先生，大概是从姜文2010年的电影《让子弹飞》开始的，这部电影改编于他的小说《盗官记》。
马识途的小说创作有着鲜明的艺术特色，他曾谦逊地表示，他努力追求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
他甚至还曾把他的《夜谭十记》、《三战华园》等作品戏称为“新评书”、“新传奇”，说它们不过是“我摆的一个龙门阵……一个革命斗争故事”。
总体而言，他的小说创作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1、用白描的手法，将娓婉有致且相互渗透的情节与多层次的人物配置有机地结合在一起；2、故事富于传奇性，情节大起大落，巧合叠出；但另一方面马识途又将传奇性淡化，使富于传奇性的情节获得了高度的艺术真实；3、既有高度的思想性，有浓郁的生活气息，而又具有质朴平易的形式，为人所乐见，拥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01 用白描的手法，将娓婉有致相互渗透的情节与多层次的人物配置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构成这一特色的，原因在于马识途是对中国小说传统的继承，和对中外近代优秀小说的借鉴，是对二者的改造，重新冶炼出了既具有时代特色，又具有作家个性特色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
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人民民主革命斗争及剧烈变化着的中国社会，是马识途小说创作的对象。
斗争的深刻性、复杂性、剧烈性，使它同中国历史上前此的一切斗争都有了不同性质。
新的人物、新的生活要求艺术形式上的创造与发展。
传统小说单一线索一贯到底的纵向发展，已经不能充分适应表现现实生活斗争的需要了。
于是，在马识途的小说创作中，它们被继承的同时也在被改造，在向前发展的轨迹。
他的《找红军》、《接关系》和《夜谭十记》等，都体现了这个特点。
《找红军》采用了视角交错的写法，从两个人的不同视角展现了那一段可歌可泣的斗争生活。
通过作品中的“我”—以“军粮督办处少尉督导员”的身份为掩护的党的地下工作者的眼光，看到了王天林当时的处境，隐约体察到透过他奇特的行动表现出来的不甚明确的期待与追求。
在这一层生活场景的下边，又隐隐透露出王天林警惕地观察着这个“少尉军粮督导员”的目光，展现了生活的另一个层次。
这使得两个人物之间有了一种戏剧性的带着某种紧张意味的关系。
情节的发展最后引出了王天林的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往事，故事的重心由“我”身上移到了王天林身上，叙述的角度也随之发生变化。
这种人物的多层配置，视角交错，双重第一人称的运用，同富于传奇性的娓婉有致的情节发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大大地增加了这个短篇小说的容量。
它使遭到了挫折的农民自发斗争，同党的有组织的革命活动结合在一起了，使已经成为过去的斗争经历重新活在现实的斗争中了，使作品既拥有使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传统风格，又获得了历史的纵深感，超出了单独叙述王天林自立红军的传奇故事所可能获得的艺术效果。
作为《夜谭十记》第一篇的《破城记》，似乎更能使我们看出马识途的“龙门阵”的艺术特色。
刚读到头几页的时候，人们大概会以为这是一个类似果戈里的《钦差大臣》那样的故事，但读完全篇之后，却不能不为作家善于把浓郁的传统风味同强烈的时代特色融合在一起而感到激动。
在这篇作品中，两条情节线索在不知不觉之间就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了，互相影响，互为因果，演出了一幕引人入胜的戏剧。
没有第一条线索——县太爷迎接真假视察委员的排场和风波，难以如此神情毕肖地再现出那一大批贪婪、反动、腐朽、昏喷的“当道人物”的面目，难以入木三分地揭示产生这些人物的那个社会的腐朽本质。
如果没有第二条线索——游击队和地下党的革命斗争，就难以使作品获得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强烈的教育意义，而降低为对旧社会常见的腐败现象的泛泛谴责。
整个故事的发展就不可能真中有假，假中有真，跌宕起伏，娓婉有致，而会走上另外一条单纯得多的道路，变成另外一种面目。
摆在“明场”处理的是第一条线索，它使旧时代官场的腐败习气得到了戏剧性的渲染和揭露。
第二条线索则完全被放到了舞台的后面，真到整个故事快结束时，人们才恍然大悟地发现，原来在前台演出的一切，都是在它的左右和控制之下的。
所有这一切，又都是从一个穷科员的时而诚惶诚恐，时而愤愤不平，时而惊骇万分，时而痛快淋漓的口吻中叙述出来的，使交错在一起的两层情节又获得了一个新的能动的因素。
所有这些新的因素同中国小说传统的巧妙融合，使作品对现实生活的描绘获得了立体感与纵深感，有力地再现了具有时代特色的错综复杂的现实生活斗争，有助于揭示特定社会关系的本质。
02 富于传奇性，情节大起大落，巧合叠出；另一方面马识途有将传奇性淡化，使富于传奇性的情节获得了高度的艺术真实马识途的“龙门阵”，情节的大起大落，变化的急剧与意外，巧合的运用，这些形式特征在他的许多作品中都是不难发现的。
但事情的另一面却是，在表现这些变生意外的事端时，作者却又在努力把传奇性淡化，或者说使传奇性现实化，使传奇性的情节发展获得现实性的品格，使人物始终活动在真实的、足以体现一定历史时期社会阶级关系木质的典型环境中，从而使富于传奇性的情节获得了高度的艺术真实。
马识途把两个明显对立的侧面拉到一起，使它们融洽无间地结合起来，并且在许多情况下还显得从容不迫，游刃有余，似乎事情本来就是这样。
从对《找红军》、《接关系》、《西昌行》、《三战华园》和《夜谭十记》等作品中，就可以看出那些大起大落、突兀陡峭的情节，虽然在它们出现的时候，是猝然而发，一来便使整个局面为之改观，人物的命运和人物之间的关系突然发生戏剧性的转折。
但究其实，它们却不是无因无由的。
它们来得突然，但却是在现实的生活运动中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的，是生活和人物性格的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接关系》中，被党组织派到大巴山来接关系的党员任道，却被他踏破铁鞋觅不得的地下党的同志抓了起来，准备活埋。
这个变故来得那么突然，进展那么奇特，一下子把任道置于死亡的边缘，但转眼又使他绝处逢生，并使他同王家盛、王二木等人的关系突然发生了反方向的转折，使事情的面貌发生了全局性的变化。
这确实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但它在整个情节发展中，却又显得那么稳妥、自然，似乎不能不如此。
这里边诚然有“一阵风”这个人的冒失，“心血来潮就乱整一气”的性格的因素，但作品对生活的揭示并没有停留在这里，而是通过这个传奇性的情节对特定的生活环境作了更深入的揭示。
任道奉命来接关系的地方，是红军的老根据地。
红军北上后，这里遭到过反动派的疯狂报复。
一年多前，党的地下组织又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几个主要的农民领袖都牺牲了。
山霸王巴山虎又是“老奸巨猾，和我们斗了十几年，警觉性高，有相当多的经脸”这样一个穷凶极恶的敌人。
任道年轻，热诚，急于事功，而又缺乏地下工作的经验，一来就上了叛徒的当，和叛徒过从甚密。
这一切，落在地下党的眼里，自然不能不引起极大的怀疑乃至于痛恨。
正如陈孟光所说，地下党的阶级警觉性和对敌人的深仇大恨，不是抽象的认识，而是用“多少同志的血换来的”。
在这种特定的环境里，任道险些被自己的同志活埋的传奇性情节，就获得了充分的生活依据，获得了令人信服的现实性的品格。
类似的情形，在其他的作品中也是经常可以见到的。
03 既有高度的思想性，有浓郁的生活气息，而又具有质朴平易的形式，为人所乐见，拥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厚积薄发，耐人咀嚼，大巧成拙，形易实难，是马识途小说艺术的又一特色。
这使得他的“新传奇”、“新评书”既有高度的思想性，有浓郁的生活气息，而又具有质朴平易的形式，为人所乐见，拥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苏轼曾对治学提出的忠告是：“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
把这番道理移到生活积累与创作的关系上，并以此来观马识途的小说创作，也是非常恰当的。
马识途对中国社会形形色色的人和事所进行的有意识的观察与了解，对于党领导的国统区的地下革命斗争的亲身体验，始于20世纪的30年代，而他比较能有计划地进行小说创作，则已到了60年代。
这其间有着长达三十年的酝酿、积累时期。
在这30年中，他一直企图以小说艺术的形式再现活跃于心中的人物，甚至已经写出或发表过一些篇章，但又不断被日益严重的白色恐怖和紧张、尖锐的斗争所打断，不得不放下笔来。
可见，这三十年间，他并没有真正放弃过对生活和人物的形象的思考，一直是在有意或无意地为日后可能进行的创作做着体验、积累、消化工作。
但在投入具体作品的写作时，他又总是在竭力压制着想把长期积累的东西统统倾泻出来的冲动，严格地根据塑造形象的需要，把作品浓缩了又浓缩，对材料精选了又精选，并竭力挖掘各种人物、事件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恰当地组织将置于前景和背景的东西。
这些努力使他的作品不但获得了具有典型意义的充实的情节和细节，而且获得了使人物形象自己从纸上凸现出来，活生生地站在读者而前的艺术效果。
如果再进一步剖析这些小说，就会发现它们是用许多被浓缩、精炼过的材料紧密地组织在一起的，其中许多情节本身就是可以独立成篇的，稍加生发，便可以写成一部短篇或中篇小说。
例如，《破城记》中仅被作为背景的游击队的活动，《盗官记》中会计师爷的掉包计和张牧之做官的经历；《老三姐》中母子两代的斗争和牺牲等等。
但作家不吝惜材料，而是把它们放在艺术构思的熔炉里，加足火力，反复熬炼，去水分杂质，严格以塑造人物形象为重，重新给以组织。
在这样的作品里，人物的形象，特定生活情景，既获得了鲜明的具体可感的形式，又包含着经得起思索和咀嚼的深沉内蕴。
惨淡经营，而终于采取古拙质朴的形式，思虑深沉，却赋予明白晓畅的叙述。
平易近人，可又总有许多不尽之言、言外之意弥漫在字里行间，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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