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爆发于哪年？
“五四”运动，是指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在北京天安门前示威游行，爆发的反帝爱国运动。
事发之前的五月二日，北京《晨报》刊登了徐世昌的顾问和总统府外交委员会委员兼事务长林长民的《外交警报敬告国民》一文，此文证实了在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
此事一经披露，国人无不震惊。
五月三日晚，北京大学全体学生和十多所学校的学生代表在北京大学法科大礼堂内紧急集合开会，作出五月四日学界举行大示威等决定。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各大高校学生齐集天安门前，举行游行示威活动。
学生们高举着用白布床单制成的标语游行示威，高呼着“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向民众散发传单。
天安门集会后，一万多名游行学生到东交民巷使馆区，向美国驻华使馆递交说帖。
但游行队伍在使馆区遭到了警察的阻拦，游行队伍愤而转向赵家楼胡同曹汝霖的住宅，痛打了正在曹家的章宗祥。
并火烧了赵家楼。
当天三十二名学生被军警逮捕。
些事迅速传遍全国。
(五月五日，上海《新申报》为五四运动爆发印发的号外)全国各地纷纷举行罢工、罢课、罢市抵制日货等活动，声援被捕学生。
迫于强大的民众压力，北京政府释放了被捕学生。
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與的官职。
并切拒绝了在凡尔赛条约上的签字。
“五四”爱国运动取得了一定的胜利!(声明;内中引用资料为本人收藏之党史资料，如有侵权请删除)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其实非常复杂。
自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史学界对五四运动已经展开了长达数十年的讨论，但直到现在仍没有一个统一的回答。
我在下面对五四运动的讨论进行了一些梳理，希望大家能够从这些观点中找到自己认同的一种。
再次说明，这个问题没有固定的回答。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事件。
从上世纪以来，国内外学者就已对五四运动做了大量的研究，在政治，经济，外交，社会等各个领域对其进行了深度的剖析。
然而不同学者对五四运动的意义和性质看法有所不同，各领域的人对其也是聚讼不已。
但不管是从思想上将其划为一个重要的转折期，还是在政治层面将其作为新民主主义的开端，五四运动在历史的发展中都发挥出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一、 对五四运动的定义在五四运动时期各领域的人的称呼以及之后学者的研究中，不同的人对“五四运动”做出了不同的解释。
早期的“五四运动”是较狭义的，即现在人们通常使用的“五四事件”一词，来代指1919年5月4日当天所发生的北京学生反对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游行事件。
人们在反思过程中，不断地将不同事件联系起来，将它们放置于大的历史环境之下。
因此在“五四运动”被越来越多的使用的过程中，它所覆盖的时间范围越来越广，它所覆盖的领域也趋于广泛，从单纯的政治事件扩展到文化、思想、外交等各个方面。
但就目前“五四运动”一词而言，它更是一个广义上的解释。
周策纵指出，“大体来说，这个运动的主要事件发生在1917年到1921年之间”。
他同意将“新文化运动”纳入五四运动的说法，他对五四运动的定义为：“五四运动”是一个复杂现象，它包括新思潮、文学革命、学生运动、工商界的罢市罢工，抵制日货运动，以及新知识分子所提倡的各种政治和社会改革……它不是一种单纯不变，组织严密的运动，而是许多思想分歧的活动汇合面成，可是其间并没有主流。
在给五四运动定义的过程中，相比于周策纵将五四运动着重点放在思想文化领域，彭明更倾向于将其放在政治层面。
他称五四运动为揭开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由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的转折点。
以胡适为代表的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将五四运动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Chinese Renaissance）。
胡适在民国1958年5月4日在台北中国文艺协会讲中提出，他认为这个运动就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
此后有诸多学者依附这种说法。
但胡适所说的文艺复兴是一个跨越千年时间的“广义文艺复兴”的一小部分，这与一些其他学者将五四运动比作“文艺复兴”运动的内涵又有所不同。
但周策纵反对这种将五四运动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的说法，他从经济背景、目的、精神、实质等方面分析了五四运动与文艺复兴运动的不同之处。
他指出，“五四运动”更接近于法国启蒙运动而非欧洲文艺复兴。
但“五四运动”和启蒙运动仍有根本的差异。
以彭明为代表的部分学者认为“‘五四’前夕下的新文化运动，一般被称为启蒙运动”，但五四启蒙运动又因为它的无产主义特征既不同于文艺复兴又不同于启蒙运动。
他将这种差异主要归于马克思主义者的参与。
如果我们说周策纵对五四运动的解释是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讨论较为全面并着重于其思想文化层面，彭明对五四运动的探究倾向于其政治领域，那么还有一种观点便是以李泽厚为代表的将五四运动的文化与政治分离开来的“救亡-启蒙论”。
李泽厚提出，“五四运动包含两个性质不相同的运动。
一个是新文化运动，一个是学生爱国反帝运动。
众多论著常常笼统地歌颂它们，较少注意二者的复杂关系及由此而来的思想发展和历史后果”。
他在论述中将“启蒙”（新文化运动）和“救亡”（反帝政治运动）作为相互作用、相互缠绕的两环，并提出，“这种以启蒙为目标以批判旧传统为特色的新文化运动，在适当条件下遇上批判旧政权的政治运动时，两者便极易一拍即合，彼此支援，而造成浩大的声势”。
此外，李泽厚认为，在1920年代中后期，救亡逐渐压倒启蒙——“在如此严峻、艰苦、长期的政治军事斗争中，在所谓你死我活的阶级、民族大搏斗中，它要求的当然不是自由民主等启蒙宣传，也不会鼓励或提倡个人自由人格尊严之类的思想，相反，它突出的是一切服从于反帝的革命斗争，是钢铁的纪律、统一的意志和集体的力量”。
其实这体现出了当时知识分子的社会理想和政治现实之间的矛盾。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李泽厚看到了其他学者所未曾注意的方面。
若说其他人仍是以历史学者的角度去书写这段历史，仍是以历史学者的身份去解读历史人物，他便是站在了当时政治人物的立场去看待这个问题。
这是他相比于其他学者进步的一点。
但他将新文化运动与政治割裂开来的观点却有所片面。
在新文化运动进行思想上启蒙的过程中，必然会与政治产生联系。
知识分子们意图影响政治，却希望不涉及政治的想法是不可能实现的。
不管是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还是后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都在政治方面表达了知识分子们自身的要求。
而且自由、平等、打倒偶象等理念也不可避免地涉及触动封建思想亦或是帝国主义思想的内容。
在余英时的阐释中，相比于探讨五四运动自身的本质，他更倾向于将五四运动作为一个不断被诠释与架构的对象，去研究五四运动在历史过程中的形象变化。
余英时对各种比附进行了总结，他进而提出应该去除死板的比附，“从五四本身的角度去了解五四”，“必须通过它的多重面相性和多重方向性来获得理解”。
“五四运动”是不同的人“不断变动又经常彼此冲突的五四规划，而且每一规划也有不同的版本”。
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学者对五四运动不同的定义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它与时代背后的政治社会背景是息息相关的，不同的定义也反映了不同的话语体系。
随着学者们对五四运动研究的不断深入，他们日益要求排除各种比附，以一种独立自主的姿态来面对五四运动。
因此“五四运动”不单单是我们所说的“五四事件”，它还是一个包含了思想启蒙（包括妇女解放、权利意识等），政治运动，学术进步等在内的长时间、宽领域、范围广的集合体。
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我们不能将某一种观点，某一种派别依附在某一个人身上。
基于人思想意识的多重性和我们掌握材料的限制，我们不能很轻松地给他们下“无政府主义者”亦或是“自由主义者”的标签。
我们也不能随意地定义某个派别的思想观念，因为即使同是一个“阵营”中的人思想也不尽相同。
这种标签拥有着定义者自身的主观性。
此外，参与五四运动的人以及研究该运动的学者的思想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胡适在晚年时候对五四运动与“文艺复兴”的关系发生了思想的转变，他晚年认为“‘五四’运动刚才我讲的跟我们没有关系的，那是个没有计划的运动，“五四”是大家爱国心爆发……学生们在前几年提倡思想解放，文学革命这种观念，结果慢慢借这个机会就推广出去啦，其实，与我们（“文艺复兴”）并不是一件事，并没有关系的”。
因此，我们要以动态的，多元的眼光去看待五四运动以及五四运动的参与者，而不仅仅是以标签化，固定化的方式去对待它。
二、 五四运动的经过相比于众说纷纭的比附、定义等，学者们对五四运动的过程的描述显得相对客观真实。
但由于学者们对五四运动过程的解释大都是建立在他们对五四运动的定义之上的，因此他们描述的五四运动在时间上有所差异。
周策纵描述的五四运动则集中于从《新青年》的创办到五四事件，他进一步的延伸则主要对五四事件后的影响进行了说明，例如外国人的反应、政府及工商业界的态度等，进而在思想、文学方面的影响做了进一步的深化。
而彭明描述了从山东事件，袁世凯等人不断的复辟丑闻到五四事件在北京兴起，一直蔓延扩展到上海乃至全国的过程。
此外，他还鲁案和闽案进行了描述。
在他的描述中，各种社会矛盾、阶级矛盾是如何被一步步的激化的过程呈现在我们眼前。
彭明的描述具有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色彩，将各阶级（工人、农民、学生、民族工商业者、华侨及其他爱国人士）的斗争过程都分别进行了述说以展现五四运动的群众性特点。
相较于周策纵，他对五四运动的刻画要更为细致，也更为生动，有着个人对事件的见解。
而周策纵的描写却具有更好的连续性，对各种思潮的见解更为独到，深刻。
且相比于彭明，周策纵的描述拥有着更好的客观性。
但即使他尽量保持客观，我们仍可以从他的话语结构中看出他对五四运动在思想革命方面的重视。
总之双方的描述具有较强的互补性，通过比较阅读可以使我们对五四运动有更加详细的认识与把捉。
通过上面的叙述，我来总结一下自己的观点。
题主问“五四运动发生在哪一年”，准确来说五四运动没有明确的起止时间，即使是新文化运动也被包括在五四运动之中。
而“五四运动”中的“五四事件”是发生在1919年5月4日当天所发生的北京学生反对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游行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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